67岁的河北元氏县人张捍军股票配资杠杆，近半生都在被一个官司缠绕着。
2025年9月12日，他收到了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寄来的一份裁定书，终止对其故意伤害案的审理，理由是已过追诉时效。
这是一起无论从事实还是证据层面，都看似简单的案子。1995年张捍军因伙同妻子将他人殴打致重伤被当地公安逮捕。随后一审判决张捍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他提起上诉后，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自此案件开始了长达30年的循环，共七次开庭，五次发回重审。
在漫长的等待中，被害人和部分证人均已离开人世。新京报记者联系的四位证人中，有三位表示时间太长，记不清了。
类似的司法马拉松并非孤例，在“罪与非罪”的讨论之外，它们似乎都指向一个问题，当司法程序没完没了地陷入循环拖沓，该如何保障当事人的权利？
9月12日，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寄来的一份裁定书。受访者供图
没完没了的30年
因为案子，张捍军的人生被划分为案发前和案发后。
他生于1958年，元氏县人，1981年考入正定师范学院，毕业后参加教育工作，1990年被调往元氏县委宣传部任通讯组组长。案发当年张捍军37岁，有两个分别为5岁和11岁的儿子。
1995年2月18日下午，他骑自行车带妻儿去看病，与迎面而来的另一辆自行车相撞。
对面的骑车人是当时元氏县卫生局副局长、县妇幼院院长胡小梅，那一年42岁。
两人之前有过恩怨。1994年的一天，张捍军家的小伙房被妇幼院拆掉，门窗被贴上封条，随后他把妇幼院告上了法院，法定代表人正是胡小梅。那次民事诉讼的一审判决妇幼院赔偿经济损失，后妇幼院上诉。张捍军涉嫌的故意伤害案发时，该纠纷的二审还没下判决。
那天“狭路相逢”后，事态逐渐演变为打架，胡小梅的伤情被鉴定为重伤。1995年4月1日，案发约两个月后，张捍军被批捕。
同年11月，第一次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捍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赔偿胡小梅二万三千多元。张捍军不服判决，提起上诉。随后，石家庄中院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1996年8月，第二次一审开庭维持原判。张捍军再次上诉，又一次被同样的理由发回重审。此后又经历了两次开庭，两次发回重审。1998年7月是该案第五次一审，但这一次，持续25年，判决始终没有下达。
2025年9月元氏县法院下达的裁定书记载，“1998年5月30日再次受理后，因本院未能及时审判，致使该案长期未予处理，亦无其他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可以视为本案已经超过追诉时效期限。”
对此张捍军有异议，他认为超过追诉时效并非自己责任，恰恰是因为法院25年未作出判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法律对一审、二审程序都有明确的审理期限。一审程序一般情况下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再有特殊情况，比如死刑复核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规定的诸如交通不便、案情复杂等情况可再延长。他认为本案不属于这些特殊情况。
经记者检索，“司法马拉松”并非本案一例。
江西莲花县曾有一起发生在1974年的贪污案，第二次一审长达40年未开庭。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无法确定公诉机关”。
另一起1995年发生在河北胜芳镇的灭门案，两名犯罪嫌疑人24年内经历了11次庭审。其中2014年河北高院发回重审后，长达六年未宣判。2024年12月，其中一位犯罪嫌疑人去世。
陈卫东认为，如此反复拉锯会使当事人长期处于不确定的法律关系中，司法权威也受到了侵害，“要有一个权威性的结论，不能无期限地拖下去。法院应当采用各种办法，及时清理积案，使法律关系尽早恢复稳定。”
等待的25年里，张捍军也一度“认了”。在看守所羁押了3年后，他于1998年被改为取保候审，回到了原工作岗位。他回忆，当时一位司法人员劝他，回归工作就安心上班，不要再闹了，这些话他当时听进去了。
但这事他始终过不去。2022年得知最高法网站开通了“给大法官留言”栏目后，他写了一封信。河北高院随后作出批示，启动了案子的重新审理。
2023年12月18日，元氏县法院做出裁定，认为此案已过追诉期，终止审理。但张捍军认定自己是冤枉的，又上诉了。石家庄中院后又第五次将案件发回重审。
此后的2024年12月和2025年7月，本案又经历了在元氏县法院第六次一审的两次开庭（中间因辩方提出管辖异议休庭一次）。2025年9月，张捍军收到了元氏县法院下达的裁定书，和前一次类似，认为“被告人张捍军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依法予以惩处。但本案视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应终止审理”。
再一次地，收到裁定的五天后，张捍军送交了上诉书。这是他第六次上诉。
1994年张捍军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破局未成
案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双方各执一词。
按张捍军的说法，他看见是胡小梅先从地上捡着一个砖头，想打妻子的头。他抓住了胡小梅的头发，把她按到地上。
但是，胡小梅的说法则大有不同。在一份1995年的控诉书中，她说那天相撞后，张妻对她破口大骂，她刚争辩一句，张捍军就将她摔倒在地，揪住她的头发拳打脚踢。
在当年的警方调查笔录中，两人的说法都各有证人予以证实。证人证言相互矛盾，案件的焦点便集中在了对胡小梅伤情的鉴定上。
本案共有两份伤情鉴定书，依据的都是石家庄空军医院（以下简称“空军医院”）的病历报告，结论均为胡小梅的伤情已达重伤。
在张捍军第一次提起上诉后，当年的代理律师房建信在走访调查中意外发现了疑点：其中一份重要依据，即脑脊液化验单是重抄件。
1995年10月的一份调查笔录记载，负责重抄的医生说，当时有一个临床医生拿单子来让她另抄一遍，而抄完的原件，一般都扔在垃圾桶了。
胡小梅当年的主治医生翁健康在一份调查笔录中提到，重抄的原因是化验单上洒上了墨水有污染。新京报记者就这些信息与翁健康核实，他说，已经记不清了，但“笔录里提到的内容肯定属实”。
基于以上疑点，房建信认为，不应以重抄的化验单作为根据进行鉴定。
陈卫东认为，案件进展不该卡在一份重抄件上。重抄件是传来证据，其证明效力较弱，不能以此来直接认定案件事实。如果原件实在找不到，仅有一个重抄件，可以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
空军医院实际上是胡小梅在案发后去的第二家医院，第一家是元氏县医院。一份县医院主治医生的调查笔录提到，在检查中，他发现胡小梅的头左侧肿胀，膝外侧有红肿、左股有皮擦伤。
房建信认为重新鉴定才能破局，比如结合在县医院的检查结果，而不是单就空军医院的病历做出鉴定。但1996年法院工作人员对办案人员所做的笔录中提到，假如没有实证证明化验单虚假，做复核鉴定不符合程序。
事实上，1998年石家庄中院给县法院发函的文件中，曾提出过建议法医重新鉴定。文件中共列出五项疑点，明确指出公安部法医鉴定结论与卷中证据不符。但在此后的案卷材料中，未见重新鉴定的报告。
2024年第六次开庭，张捍军的第二任代理律师张苏文与另一位律师为了推动案件进展，也想过几个办法。
其中一个是申请“提级审理、异地审理”，她希望案件不再由原审法庭接手。
但申请未获允许。一份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给元氏县法院下达的不同意移送管辖决定书中提到，“经审查，认为该案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移送条件和指定管辖条件，不同意移送本院审判或指定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由你院依法审判。”
陈卫东赞同以上结论。他解释，首先，一审和二审法院都有明确管辖的法律依据；其次，一审法院已经审理多次，根据现有的案件材料，完全可以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没有必要“提级审理、异地审理”。
张苏文与另一位律师想到的第二个办法是建议检察院撤诉。据其讲述，直到第六次一审开庭，也未获得明确答复。
“一般来说，撤诉就是在一审法庭作出判决之前，如果判完了以后就要走二审程序。”陈卫东觉得，这种方法也不奏效，他认为破局并不难——二审法院应根据上诉请求全面进行审查，如果认为原来的判决在法律适用上没有问题就驳回上诉；如果认为有问题，就撤销原判改判。
“一、二审法院似乎在相互斗气。”陈卫东说，“特别是二审法院不直接作出决定，把责任总是推下去，让一审法院去判。”
胡小梅在空军医院的化验单，此为重抄件。受访者供图
什么导致了无限循环？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无限循环是否合乎法律法规？
陈卫东解释，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前，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非常突出。有的上级法院连续多次发回，形成“上诉——发回重审——有罪判决——再上诉——再发回”的恶性循环。不仅造成诉讼效率下降，也忽视了对有关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权利救济。
截至目前，张捍军涉嫌故意伤害案一共发回重审五次。其中，前四次发回重审的时间均在2012年以前，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12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将受到次数限制（一次）。陈卫东提到，此后上述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仅限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因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的情况仍没有次数限制。
张捍军涉嫌故意伤害案在2023年最后一次发回重审，理由改成了：违反法定程序中的“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
陈卫东解释，“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指的是包括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在内的审判组织的设立形式、成员资格、人数配置、参与程序等，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可能直接影响审判公正的情形，属于四种违反法定程序之一，需发回重审。
但裁定书中未明确提及不合法的具体细节。某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宫平告诉新京报记者，为了规避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只能发回一次的规定，部分二审法院发现存在事实认定瑕疵或者错误时，会从一审中找出程序瑕疵，以程序违法为由发回重审。
他分析一些二审法官这么做有两个原因。
一是规避司法责任，回避矛盾。二审裁定的方式只有三种，维持原判、改判、发回重审。
维持原判需要证据确实充分，事实确实清楚，一些案件很难达到这个标准，常介于“确实”和“不足”之间，这种情况也无法改判，且因其判决结果生效后责任由二审法官承担，风险较大。发回则是不直接产生确定结果，司法责任最小的处理方式。
二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案多人少。在他所在的法院内部电子系统上，针对每个案子都有做出裁定的倒计时，如若超时可能影响考核，工作压力较大。相较于改判一般所需的开庭、调取证据、论述改判理由而言，发回重审所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小。
宫平提到，自2014年实行司法责任制，即司法人员对自己处理的案件终身负责后，刑事二审的发回率呈上升趋势。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自2014年至2024年8月刑事二审裁判方式适用情况，发回率从2014年的5%上升至2023年的12%。
他认为除了法官自身原因以外，也存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
比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相对模糊的，带有主观色彩，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操作的空间较大，“比方说涉及数额，100万写成99万了，少写1万，也可以认为事实不是很清楚，但这只是小瑕疵，可能不影响判决结果。”
再如，程序违法的判断依据是“可能影响公正”，但怎样才算“影响公正”也没有明确标准。“比方说一审法院晚送了几天起诉状，也只是程序瑕疵，对判决结果大概率不会有影响。”宫平说。
“因为程序上的问题，不必然导致案件整体结果的变化，所以对被告人来说更关注裁判结果，而不那么在意程序瑕疵及修复。”宫平提到，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程序瑕疵难以修复，如果以此为由发回重审，会导致“有程序、无结果，有流程、无解决”的程序空转，给案件当事人带来无尽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消耗。同时也会引发误解，激化矛盾，“比如被告可能误以为，发回重审的结果与一审的审判不公有关，之前认罪的想法也因此改变了。”
宫平建议，可以建立发回重审必要性审查机制，督促二审法官增强责任心，审慎适用发回制度。他介绍，其所在的法院这几年建立了专业委员会，针对所有拟发回重审的案件开会讨论，在会上主审法官需要阐述发回的理由，以及发回后案件能解决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与委员会其他成员集体讨论。
宫平也提到，目前没有制度性的规定，只是各法院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内部制度完善。他建议，可在刑诉法第236条（关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238条（关于“程序违法”）的规定后补充一些内容，比如对于虽说有一些瑕疵，但是未达到严重影响定罪量刑的错误，由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无需发回重审。
他介绍，其依据是参考英美法系中“无害错误”的概念，即审判过程中出现的程序性或证据性错误，若未实质影响当事人的重大权利，也未改变案件裁判结果，则无需撤销原判或启动重审。
1998年胡小梅写给法院的申诉书，其中提到对案件久拖不决的看法。受访者供图
他们都“输”了
2025年7月7日的庭审中，自诉人的位置始终空着。
胡小梅已去世，她的儿子董文华参加了去年的庭审后，放弃民事诉讼。他觉得这事没有必要再折腾，“不管当时发生什么了，老太太人都没了。”
案发时董文华18岁，正在准备高考，父母没有跟他过多提及案件。直到去年庭审前，他都不太了解案子详情。他只记得，一张照片里母亲在病床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认为，母亲当时一定是受了严重的伤。
对于案件迟迟没有结论，胡小梅也有看法。在1998年写给法院的申诉书中，她将案件的不断循环称之为“怪现象”：“县法院一审判决总是最轻的……像踢足球一样的久拖不决，三年多得不到公正的处理。请问这正常吗？”
“我的身心再也受不了任何的刺激和打击。”她说。据其家人讲述，1998年以后，这事在胡小梅那儿似乎翻篇了，她没有再和家人提起这个案子。
在董文华印象里，母亲是个能干的人。胡小梅从十五六岁时就担任村妇联主任，后来到乡镇工作。二十多年来，逐级晋升为县团委、党委干部。案发前，胡小梅是元氏县卫生局副局长，兼县妇幼院院长和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董文华回忆，母亲回到工作岗位后，后去了县医院当院长，在县卫生局书记的职位上退休。2019年底父亲去世后，母亲得了一种神经疾病长期住院，后下不了床、说不了话，于2022年底去世。
直到人生的最后，她也没有等到法院的判决。“作为子女来说，我肯定相信我父母。”董文华说，“对我们而言，安安静静地就挺好的，他（张捍军）愿意怎么样都算了，我们也不在乎了。”
在对方放弃经济索赔后，案子变成了张捍军“一个人的战争”。尽管官司还没“定输赢”，但是回首这半生，他感觉自己已经“输了”。
1998年解除羁押后，他回到宣传部工作，职位一直停留在科员，直到退休。当年许多同事都已晋升，同事朋友也减少了与他的来往。他理解他们的回避，“人家也怕这个事影响人家，对吧？这个案子真是把我彻底拖入谷底了。”
“还得要翻案，弄个一清二楚，要个清清白白。”张捍军感叹。
（张苏文、宫平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实习生 袁子奕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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